本月16日至17日，澳門特區政府主辦的「文明互鑑國際論壇2025」在澳門JW萬豪酒店大宴會廳舉行。論壇聚焦不同文明間的對話與交融，而文化遺產正是文明互鑑最直觀的物質見證。值此之際，故宮太和學者趙強關於晚明時期外銷瓷的最新研究成果，為理解全球化進程中的文明對話提供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東方範本。這項聚焦克拉克瓷與汕頭器的研究，以「小切口，大敘事」的視角，直擊論壇核心議題。近日，趙強在澳門城市大學「中國─葡萄牙文化遺產保護『一帶一路』聯合實驗室」接受本報採訪，系統解讀這項成果對當下文明互鑑的深層啟示。

考古突破：破解產地之謎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中日聯合考古隊在福建漳州平和縣南勝、五寨發掘出100多處窯址，出土瓷器與海外流傳的「汕頭器」高度吻合。這一發現直接證實汕頭器實為漳州窯系外銷瓷，也明確其與景德鎮克拉克瓷在產地屬性上的根本分野。1999年，中國古陶瓷研究會在漳州召開專題研討會，200余位中外學者凝聚共識。此後，2007年啟動的「南澳Ⅰ號」沉船考古結合《東西洋考》等貿易文獻與《明實錄》政策檔案，多維度釐清二者在貿易網絡、政策背景與工藝傳承上的深層關聯。

工藝分野：四大維度辨差異

克拉克瓷與汕頭器雖同屬晚明時期外銷瓷，但在產地、窯型、工藝、市場4個核心維度上差異顯著。產地方面，前者出自景德鎮窯系，後者歸屬漳州平和窯系，瓷土成分是根本區別。窯型上，景德鎮以葫蘆窯保證品質與批量，平和窯則以橫室階級窯實現規模化量產。工藝層面，克拉克瓷胎質細膩、釉色瑩潤，汕頭器則走「粗瓷細作」路線，性價比高。市場定位上，前者主打歐洲高端市場，後者覆蓋東南亞及歐洲、美洲中低端需求，二者在同一外銷體系下形成高低互補格局。

釐清概念：破解命名與溯源難題

早期研究面臨兩大障礙：文獻與實物脫節導致「同器異名」「同名異器」，而命名邏輯混亂—傳統觀點認為克拉克瓷以歐洲商船命名，而汕頭器則是歐洲人以港口命名。趙強的研究通過劃清概念邊界，將克拉克瓷與克拉克風格瓷建立了清晰的認知框架。他牽頭完成的景德鎮產克拉克瓷與漳州、德化、日本有田町燒造的克拉克風格瓷標準化檢測，統一檢測標準，消除方法誤差，為產地溯源提供權威參照，填補跨區域研究空白。

貿易網絡：從窯口到遠洋的轉運脈絡

明隆慶元年開關（1567年）後，依託月港、澳門兩大樞紐，形成「內陸集散—港口中轉—遠洋出洋」完整鏈條。克拉克瓷從景德鎮分兩條路徑出海，或經九龍江至月港，或經廣州至澳門；汕頭器則從平和窯經九龍江直達月港，也有部分汕頭器在月港裝上商船，借助當時月港與澳門的貿易航線直接載至澳門。兩條主要路線交匯於月港與南澳海域，兩類瓷器常同艙外銷，「南澳Ⅰ號」沉船出水文物即實證。

文明互鑑：雙向適配與再創造

這些瓷器呈現的文明互鑑模式，核心在於雙向適配與再創造。克拉克瓷與汕頭器保留中式傳統紋飾的同時，根據歐洲市場調整構圖，乃至應葡萄牙、荷蘭商人要求定製紋章瓷、天主教元素及鬱金香等紋樣。這種審美改造在歐洲掀起收藏熱潮，刺激荷蘭代爾夫特錫釉陶、德國梅森瓷器等本土製瓷業興起，中國製瓷技術與美學理念通過商品貿易實現跨文化傳播。與此同時，歐洲訂單反哺中國窯業，推動晚明民窯形成標準化、市場化生產模式。這種「器物-技術-審美」的循環流動，正是文明互鑑的深層邏輯—在經濟交往中實現技藝互鑑、審美互通、產業互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國工匠在為歐洲定製的同時，始終保留大量傳統繪畫題材，體現文化主體性與開放性的平衡。

三重意義：全球、中國與澳門

從全球視野看，這項研究印證中西方首次大規模實質性接觸的貿易邏輯，證明早期全球化由具體商品與航線構建。對中國自身而言，研究填補民間手工業參與全球化的實證空白，顯示晚明民窯通過市場機制自然傳導的文明互鑑模式。落腳澳門，澳門城市考古出土的大量克拉克瓷殘片和小量汕頭器殘片，既印證其作為歐洲高端市場中轉站的功能，也反映澳門在明末外銷瓷貿易體系中的獨特定位。這種出土分布格局，與克拉克瓷主攻歐洲高值貿易、汕頭器對應東南亞及歐洲、美洲中低端市場定位高度吻合，為理解澳門東西方文明互鑑的「活態實驗室」角色提供物質層面的注腳。

現實意義：對當下的鏡鑑

趙強指出：面對當前全球化新變局，這項穿越400年的研究揭示：文明間的深度互動靠的不是抽象理念，而是務實協作。晚明民窯工匠用標準化工藝、差異化產品、精準化市場定位構築起連通世界的貿易網絡。今天，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時，這些外銷瓷提醒我們：開放、適配、協作才是文明共存共榮的基石。真正的文化自信，體現在理解他者需求並在此基礎上創新表達、實現互利共贏。這或許就是海絲瓷路留給二十一世紀最寶貴的遺產，也正是本屆文明互鑑國際論壇所倡導的核心價值。